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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专报:2016年上半年意识形态领域重点问题分析
发布时间:2016年6月24日 浏览次数:1040
复旦马克思主义学院
  
  
  研 究 专 报
  
  2016年第5期(总第19期) 2016年6月14日
  
  
  2016年上半年意识形态领域重点问题分析
  
  
  吴海江 肖巍 邹汉阳
  
  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
  
  2016年上半年,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接连召开,对当前意识形态工作作出新的部署;与此同时,我国网络传媒场域中的重大舆情事件也频频出现,表明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以下围绕上半年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三个重点问题加以评析。
  一、关于任志强质疑“党媒姓党”引发的争论
  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2月19日晚,知名网络大V任志强通过微博公开质疑“党媒姓党”原则,宣称:“人民政府啥时候改党政府了?花的是党费吗”,“彻底的分为对立的两个阵营了?当所有的媒体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人民政府的媒体能为人民说话吗”,等等。这些言论迅速发酵引发网络围观,一时舆论哗然。
  事件发生后,各大主流媒体迅速刊文,大体从三方面对任志强言论展开批驳。一是旗帜鲜明地指出任志强言论的错误性质,认为任志强在公开场合发表与党中央决定相反的言论,是典型的“妄议中央大政方针”,严重违反了党纪党规;还有媒体提出任志强的言行不符合党员标准,强烈要求相关部门严肃处理。二是反驳任志强言论的理论谬误,认为任志强肆意曲解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把媒体党性与媒体人民性相对立,全然不顾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之间的鱼水、血肉关系。三是追究任志强言论的政治意图,认为任志强是“资本翻天派”的代表,其实质是“在攫取了大量的资本资源之后,妄图通过资本控制政权,走西方宪政之路,最终实现资本长期坐庄”,把对任志强言论的批驳上升到媒体“姓党”还是“姓资”的高度。
  与此同时,一些网络大V和知名人士“力挺”任志强,他们把任志强言论定性为党内不同意见,认为任志强言论与“妄议中央大政方针”有本质区别,应予以包容。这一论点混淆了经过一定组织程序在党内发表不同意见与公开发表与中央决定相反的言论,尽管论证缺乏说服力,但其后续观点还是产生了不小的舆论影响,值得重视。一是认为目前党内讨论的制度化平台尚未健全,党员发表不同意见的渠道不够通畅,由此呼吁对任志强公开发表言论报以同情性理解,并要求健全党内讨论的制度化平台。二是认为“能否广开言论,接受建议,常常决定一个朝代的盛衰”,主张要在党内党外尽可能广泛地倾听意见,容忍批评。这些看法其实还是表达了对任志强言论的支持。
  2月28日国家网信办宣布依据相关法律责令有关网站关闭任志强微博账号。此后关于任志强事件的舆论喧嚣逐渐平息,但留给我们两点重要启示。
  第一,加强舆论工作,要以我为主,要讲究工作艺术,避免“围追堵截”。应对形形色色的错误论调和敌对思潮,不能靠围追堵截疲于奔命;而应坚持以我为主宏观引领,积极展现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凝聚力和感召力,形成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主动。在任志强事件中,各大媒体对任志强错误言论的回应态度坚决、立场鲜明,但其“口诛笔伐”显现出一定的议题局限和话语被动。在应对有关“党媒姓党”质疑时,主流媒体的回应局限于阐述“党媒姓党”原则的政治必要性和政治纪律性,忽略了“党媒姓党”所蕴含的理论内涵,没有讲清楚“党媒姓党”本身理论依据以及所具有的优点、带来的成绩,没有讲透彻中国共产党所凝练的政党形象、政党理论和政党文化是我国媒体发展的重要资源和核心优势。
  第二,加强舆论工作,要立体宣传,要讲究宣传策略,避免“整齐划一”。传统“整齐划一”式的宣传策略,是根据统一部署高密度集中批驳某一论调,形成舆论震慑。这一宣传策略在讲求新意、注重平等的网络传媒时代恰恰可能招致反感。值得注意的是,各大媒体对任志强“整齐划一”式的批驳,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为任志强错误论调赢得了网络同情和加分,而且给人以主流媒体以势压人的印象。对此,在坚持正面导向的前提下,应尝试构建立体化的宣传策略,在选题视角、议题设置和话语素材等方面应有所差异。比如,在“立场坚定斗志强”的舆论战中,既可以从理论高度进行反驳,也可以积极展现媒体坚守党性原则的典型案例和历史经验,还可以生动描绘中国共产党媒体人坚守党性原则的鲜活故事和光辉业绩,从多个方面立体呈现“党媒姓党”原则,避免简单化重复。尤其是对待批评性意见,不易采取简单化处理,应有更多的讨论而不是一关了之。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4月19日《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要多一些包容和耐心,对建设性意见要及时吸纳,对困难要及时帮助,对不了解情况的要及时宣介,对模糊认识要及时廓清,对怨气怨言要及时化解,对错误看法要及时引导和纠正。”
  二、关于雷洋涉嫖被抓死亡后的舆情震荡
  2016年5月9日上午,百度贴吧用户“maluxiyuanruo”爆料“北京市昌平区东小口派出所草芥人命,打死人”,引发部分网民关注。当日晚,知乎网用户“山羊月”发表文章《刚为人父的人大硕士,为何一小时内离奇死亡?》,迅速引发网络围观和热议,并从知乎流传到微信、微博,《法制晚报》等媒体跟进报道。接着,昌平警方通过官方微博@平安昌平分别于5月9日、5月11日发布情况通报,但因案件疑点重重,网民质疑不断,产生舆情震荡。同时新浪微博等传媒出现不明原因的删帖行为,加重了网民疑虑和不满。各大媒体加入案件调查和报道,共同形成了舆论倒逼格局。5月13日,昌平检方介入案件,雷洋尸检正式启动并使舆情逐步稳定。
  雷洋涉嫖被抓死亡事件之所以引爆舆论,一个重要原因是该事件融入了当前舆论场的诸多“热点”。一方面雷洋被赋予了“人大硕士”、“初为人父”、“环境专家”、“中产阶级”等身份特征,其通过个人努力考上名牌大学、成家立业的中国式奋斗经历在网民中产生了强烈的代入感,引起了广泛的同情;另一方面“离奇死亡”等要素引发了关于警察暴力执法、钓鱼执法等多种联想,牵动了网民对强势公权力的隐忧和自身权利保障的焦虑。围绕雷洋事件的舆论充斥着大量的个人情绪,投射出普通民众的抵制心态。
  透过雷洋事件有三个方面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第一,雷洋事件反映了当前我国舆论场呈现出一些新的重要特征:(1)知识类互动社区、弹幕视频网站逐渐成为舆情传播的重要发源地和节点,舆论传播的源头和路径更加多元,舆情监控难度加大。(2)网络舆论传播技巧化、套路化色彩浓厚,舆论发布者善于制造身份标签调动网络情绪,营造舆论热点乃至舆情对峙。(3)舆论场的“政治—技术—社会”内部结构关系有所调整,社会力量不断增强展现出越来越大的舆论影响,比如人大校友会积极介入并成为推动事态演变的重要力量。
  第二,从雷洋事件的舆情应对效果看,提高舆论引导力必须培育舆论公信力。在雷洋事件中,昌平警方两次情况通报均存在选择性发布的倾向,试图通过强调“雷洋嫖娼事实”来规避网民所真正关心的警察执法是否过度的问题,对警察执法的细节则刻意规避,这样的情况通报显然有失舆论公信力;而事件中发生的大规模删帖更加损害了公权力的可信度,引发了更大的猜疑和不满。值得反思的是,党政部门面对突发舆情必须进一步提高信息发布的时效性和权威性,基本事实应在第一时间发布,复杂事实应通过法律程序所规定的、或具有普遍公信力的第三方予以检查和认定;不宜盲目采取“堵”或“删”的态度,造成舆情恶化。新闻媒体应深入开展事实调查,通过权威的信源、快捷的发布和客观的报道来引导突发事件的舆论走向,切忌出现大量的“脑补”“事实”。
  第三,诸如雷洋事件的这些重点舆情往往出离传统意识形态议题,呈现复杂态势。这些舆情并不涉及国家经济社会政治发展的宏观判断,甚至与各种思潮也不“沾边”,它们往往由医疗、教育、社会治安、社会公平等具体个案引发,提出强烈的带有意识形态特征的权益诉求。雷洋事件中提出了约束公权力、保障个人权利等传统意识形态命题,被直接“坐实”到推进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具体制度层面。类似地,魏则西事件中所蕴含的医疗改革不同思路(很容易被赋予意识形态内容)之争,也被“坐实”到医疗承包制改革和互联网企业监管等具体社会治理方式。这表明,随着国家治理改革的深入,主流意识形态需要以“中层化”、“微观化”的姿态介入治理改革的前沿领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把坚持主流意识形态导向和推进中微观领域的治理改革统一起来,将成为意识形态工作必须有所前瞻、加以预判应对的重要课题。
  三、关于“文革”错误发动50年的反思
  一段时间以来,尽管有关“文革”的言论发表和音像传播被控制,但通过网络、微博、微信,各种“文革”争论却从未停止过。由于各种原因,人们对毛泽东及其发动“文革”的看法也在发生某些变化,有关“文革”的各种议论充斥于舆论场,今年尤甚。
  反思“文革”,就应该反思“文革”发动的思想和社会基础。就思想基础而言,有人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他错误思想发展的顶峰,是将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误读所导致的极左错误路线,和对秦始皇为代表的专制统治权术的迷恋与运用相结合产生的一个怪胎。(@胡显中)有人认为,毛泽东对党内务实派的“保守化”努力,一律看作是“资本主义复辟”。他从张春桥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一文中获得了把等级制看作为必须破除的“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根据。毛泽东发动“文革”进一步强化了他原来的浪漫主义思想。(@萧功秦)还有人认为,“文革”看似荒唐,却符合毛泽东的一贯思想,他不信任社会高层结构,不愿看到一个脱离群众的骄傲的精英集团存在。它看似是毛泽东专制的恶果,可他恰恰是想建立一套理想中的民主制度,在全国建立不伦不类的,由军官、革命骨干与群众代表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安鲁东)
  除了“文革”产生的思想基础以外,另一个需要严肃面对的就是中国老百姓为何大规模地投入到这场运动?这就是“文革”产生的社会基础。把中国爆发“文革”简单归结于“领导者错误地发动”,却极少反思全国亿万人民何以那么容易地被“错误地发动”。从新中国建立至“文革”爆发这16年时间,人们又是如何累积起对“走资派”那么深的仇恨?除了出现被处决的象刘青山、张子善这样一些蜕化变质分子外,的确还有一些干部滋生了严重的官僚主义,贪污腐化,欺压群众,引起了不小的民愤。“文革”之所得到拥护,实际上是官民之间的矛盾非常严重。毛泽东搞“文革”如果单凭个人的威信,大家盲目跟随他干,这是维持不了多久的。人们那么狂热、那么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文革”,实际还是跟个人利益有关系,这种利益就是毛带领我们,把我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说出来,号召我们向官僚进攻,这点毛抓得非常之准。(@徐友渔)毛泽东总是有一个感觉,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解放起来比设想的要困难得多,知识分子在压迫他们,官员干部在压迫他们,境外的帝修反在压迫他们或诱骗他们;如果共产党“只管粮棉油,不抓敌我友”,一大二公的理想只能作罢,中国的前途只能是与苏联一样: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王蒙)还有人提出,对“文革”的检讨,不能仅仅从毛泽东“为争权夺利而发动文革”的一已私心中去寻找,而应该从“文革”的历史逻辑和中国几千年文明中与权力斗争主轴线连接贯通这一历史大视野中去探寻。
  反思“文革”,一个重要的议题是“文革”是否还会卷土重来。有人认为,当民众唯一参与政治的亲身经验就是“文革”,既然现行的反对贪污腐败和实现社会公平的方法没有用,那唯一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再来一次“文革”。(@马云根)“文革”基因并未完全消除,土壤仍在,即使不会出现当年的“原版文革”,也可能会出现一种“新版文革”。与此相反,有人认为,中国如今已经开放,官方无法单方垄断信息;包括中产阶层在内的有产阶层成为社会重要力量,财富观念深入人心;“文革”在执政党话语里早已被否定;很多“文革”亲历者都是既得利益者等等,因此“文革”不可能重来。(@邓聿文)回到“文革”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关闭国门,绝大部分资源回到政府分配时代,数千万无所事事却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的狂热年轻人,以及同样未受良好教育的狂热的上一代。(@叶檀)今天中国已经在摆脱“文革”发动的必要条件之路上走得相当远了,已经形成的从上到下的多重利益结构,使形形色色得益者们不愿或不敢砸碎脚下的大船。即便有些人或帮派做梦再搞一次“文革”,但那是虚张声势、力不从心。(@丁学良)
  尽管人们对“文革”的认识是分裂的,各厌其恶,各取所需,并无共识,近一个时期互联网上有关“文革”的文章、贴子相当多。其中有一些很激烈的情绪,相对于50年这个时间距离又显得很不寻常。有些人谈“文革”其实是借题发挥,来表达对现实的某种态度,这使得这些反思增加了若干复杂性。
  第一,“文革”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无论如何是不应该被躲避研究的。事实上,当人们淡忘“文革”成为某种意愿,某些虚假矫情的“怀旧”便会乘虚而入。由于研究禁锢,人们对“文革”缺乏深刻的反思,以至造成许多误解误读。这些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其实如果从意识形态看,我们可能一直走在“文革”或“文革”式的道路上,意识形态一直是中国发展的困扰。(@马勇)重要的是,恢复“文革记忆”是研究、反思“文革”的基础,这关系到解决当下问题与寻找未来方向的参照框架,更关系到民族的道德重建。(@雷颐)
  第二,要想避免“文革”重演,必须抚平人民心中的怨愤,让人们拥有更多获得感。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一直有人散布“腐败不可避免”的谬论,置人民群众利益于不顾;在围绕征地、拆迁、破产、下岗、退休双轨制、三公消费、官员待遇等方面,侵犯人民群众的利益;一些部门的“改革”日趋维护利益集团的非法攫取,直接间接地损害人民群众的权益;在司法活动中,相当严重地存在司法不公、冤假错案、司法腐败以及金钱案、权力案、人情案等问题。这些都可能成为部分群体希望再来一次“文革”的社会土壤。
  第三,不能以“文革方式”对有关现象上纲上线,打压部分群众的怀旧活动。近些年一些人怀念“文革”,甚至有为江青扫墓祭拜,召开张春桥思想研讨会的举动,还办了带有明显“文革”色彩的歌会。对于当下这种情况要有一个正确的研判,当今中国利益多元化的格局已经形成,伴随而来的必然是多元化的社会思潮,不同主张的倡导者都希望自己的圈子更有人气,更希望被认为“代表人民群众”,因此形成某些营造声势的活动。但简单将某个活动定性为“一个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的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的事件”也不妥。
  
  【复旦大学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介绍】中心以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为依托,与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教委等开展多维度合作,以适应学科交叉融合的发展趋势,推动国家意识形态建设问题的跨学科研究,为党和政府主管部门提供决策参考。中心定期出版作品包括:《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双年度)、《当代社会思潮评论》(年刊)、《思想理论动态》(内参报告)。
  【吴海江】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复旦大学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会副秘书长。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文明、文化与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
  【肖巍】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复旦大学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央“马工程”项目专家组成员,上海市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协作组组长。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的教学与研究。
  【邹汉阳】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4级博士研究生。
  
  本期呈:复旦大学学校办公室、文科科研处
  主 编:吴海江
  责 编:左皓劼
  主 办: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7年